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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许可法中有关行政调查规定的考察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其实，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因为今后中级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案件，会设置多个巡回审判庭，而且，受案审案主要在区县基层法院。对此，有人主张只纳入规定（红头文件），有人主张规定和规章都纳入。

当下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腐败和司法不公，而导致腐败和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即是一些地方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实，这只要在抽象行政行为准入方式上适当设卡，即主要采取附带诉的方式，案件量就会大大减少，不会增加法院太重负担。即使如现在许多地方所实行的，将涉及县级政府的案件提高由中级法院管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全国法院有几千个行政审判庭，上万名行政法官，一年处理案件多时只有十二三万件，少时不到十万件，仅有信访案件的1%，甚至更少。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法 。

现在，一般行政案件特别是涉及县级政府、县级公安机关等的案件，均由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管辖，这就难于摆脱干预，难于公正。受案这样少，行政法官很难积累行政审判经验。就实质意义言，凡对公共财政有重大影响及长期持续性之法规范，均属财政宪法‘范围…惟财政宪法规范所以别于一般法律者，在于确立财政立法之目标、权限与限制，以及作为违宪审查之依据…是以一般而言，财政宪法仍限于宪法法典中有关财政之法规范。

综而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解释宪法，或者至少可以说，并不经常解释宪法，其释宪权主要是备而不用—从行使职权的方式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其工作的方式、时间等方面均无法胜任经常性的宪法解释工作。然则，中国宪法学真的能够循着宪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走出一条回归传统法学的康庄大道吗？本文拟对中国宪法释义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作初步分析，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永钦等教授所提出的部门宪法学之理论思路，勾画中国部门宪法释义学的学术愿景。然而欧美诸国的宪法解释原理本身也因其国别背景、尤其是因为其分权体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宪法释义学方法及原理是否具有当然的普适性，能否真正对应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情境，等等，均值得学界同仁慎重对待。当然，对于所谓事实认知的研究任务，宪法学者无法真正做到事事亲历亲为。

[26]我们知道自从全世界的大学中有各种学院的系科以来，就存在各种学科、这些学科的毕业学位以及这些学科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者联合会。第二，提供立宪科学与立法科学理论发展之学理引导。

一国善治之形成，并非制宪者与立法者单纯具有良好的意愿即可。第一，宪法部门之区分。最后则是规范-实践的向度。苏永钦教授即提出：美国宪法不仅没有基本国策的规定，即使增修的人权规定也相对简约。

因此，部门宪法释义学可以成为宪法学与其它社会学科、其它部门法学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如果中国宪法学界单纯作引介域外宪法释义学原理之努力，又将可能会遭遇脱离中国具体语境之危机。功能则是结构内部各种成份与外部情景互相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从用语准确之严格意义而言，苏永钦先生的所谓部门切割之说尚不周严—盖宪法部门之区分，并非依据某一标准而对宪法文本或宪法制度所作的完全区隔，而是依据某种典型功能而对相应宪法规范及相关下位规范所作的系统整理，并无所谓切割可言。

另一方面，它亦将宪法释义学研究置于特定的法制环境中，随时关注各部门法的运作、发展与变迁，因而得以主动地与各部门法学就法规范的解释与冲突适用、漏洞填补等问题展开互动与合作。[13]部门宪法之作为宪法释义学的研究对象，乃是研究者立足于特定领域中宪法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质内容，依据诸种传统宪法解释方法，而对相关宪法条款作出的融贯性解释。

财政宪法概念则在一九四九年后，实为宪法学文献中的一部分，财政宪法就广义而言，凡有关公共财政之宪法规范皆属之，诸如国家之财政权，包括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家预算及总体经济平衡义务，租税基本体制。[4]黄俊杰：《税捐基本权》，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年版，第48页。

[10]由前文所述，不论是徐振东博士所列举的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决定，还是周伟教授所系统整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所制作的法律询问答复，都是极为简明扼要，一般而言既无明确的宪法条款之援引，亦无系统、详尽的推理与论证，除了可以略微看出文义解释的基本方法之外，或许还可以发现特定时期政治意识之影响，极具政治决断主义之色彩，似无固定章法可循。【注释】[1]转引自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19页。第三，预为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合理运作之学理参照。自从19世纪现代学科制度在欧美大学中形成以后，虽然历经了诸如年鉴学派等学者的猛烈抨击，各学科专业之间的区隔或藩篱却并未因此而被打破。这样，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传统隔阂将自然被打破，宪法精神将借助于法解释学的技术原理得以自上而下地贯入低位阶的法规范之中，形成部门宪法规范与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法规范之间协调一致、高度融合的法规范体系。[30]在笔者看来，在方法论意义上，部门宪法释义学所试图构建的，其实是融体系解释、社会解释与合宪性解释为一炉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其在研究风格上，则是力图将历史研究法、经济分析法、社会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组合，而将概念分析与功能分析作融汇贯通。

于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争辩、在实在法体系内部实现正义价值的规范法学理想，正可以由此而达成。唯其如此，中国宪法释义学之发展方可具有一个较为稳妥的共识性宪政基础，而非学者们相濡以沫的自说自话。

但是，在三权分立或者议会至上等权力体制下，部门宪法规范并不局限于形式宪法之范围，甚至也不局限于司宪机关所依循、援引以及诠释之宪法规范，而需扩展至本部门领域内已经生活化、具体化的一切实质性宪法规范。（二）释宪方法缺失近年来，在韩大元教授等人的倡导下，中国宪法解释学的学术研究迅速发展，宪法学者们在继受西方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如文义解释、原旨解释、历史解释）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学术见解。

(2）对实定法进行概括性与体系性之演绎。但除此之外，都不能当成部门宪法的法源。

[25]参见周刚志：《财政宪法释义学之理论构建》，载《税务研究》2008年第10期。诚如苏永钦教授所言：作为一种结构法，宪法比起民法或刑法那样高度技术性的法律，更需要对应于实存的结构去做解释，而从部门切入进行的宪法释义，即可使整个宪法的规范体系更准确的对应于所规范的社会，更像一幅人体解剖图一样的，让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更如一个有机体的呈现。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援引宪法条款作出了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所谓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随即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争议。虽然本号司法解释已经由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所明令废止，但是宪法学界对于宪法解释与宪法适用的理论争议并未就此终结，中国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反而因此更加陷入困境。

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位阶之根本法规范，自然也不能脱离其社会环境与法制环境而孤立存在。苏永钦教授曾经指出：作为一种释义学，它的新在于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

法释义学具有稳定功能、进步功能、减轻负担功能、技术功能、检验功能与启发功能，等等。而宪法释义学之发展，在客观上需要以理性化的宪法释义方法适用机制为前提条件。

宪法释义学乃是一国在立宪、立法之时就必须具备的前提要件，深刻影响着一国的制宪活动与立法活动。关于此种方法之运用，笔者已经专门撰文作详细阐明，在此不再赘述。

[24]为了承接传统法学发展之成果，部门宪法释义学最为直接而简捷的路径，乃是从现存的部门法秩序人手，基于法规范之存在效力位阶体系的基本认识，去揭示部门法体系中的最高位阶之法规范，并以此统合整个部门法规范。但中央银行之职权包括财政事项，如追求整体经济之平衡，则应包含在内。故而，部门宪法之界定，主要涉及到宪法部门之区分、部门宪法规范之选择等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宪法文本所设立的国家根本任务、国家组织原则等宪法内容，均是我们诠释部门宪法规范，以此整合部门法规范体系并规制其制度变迁过程的重要依据。

其主要关注点是法律的规制和便利功能，并因此而注重法律的意图和目标，并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社会政策路径。周刚志：《论合宪性解释》，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为了摆脱此种格局，除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其释宪职能可以起到有限作用之外，中国宪法学者亦当从另外的方向寻求解答。[19]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页。

台湾学者苏永钦先生认为：部门宪法最困难的部分，就是部门的切割。[28]前注[1]，程明修书，第13页。